可靠股票配资网我跟着三个战友化装成赶集的农民

宣钜华，1934年生，安徽肥东人。1944年参军抗日，参加奇袭晓星集等战斗。解放战争中参与合肥三里街机场等战斗。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炮兵学校学习，1952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，参加上甘岭战役及夏季反击战役等。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。

我叫宣钜华，1934年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桥头集山王村。记忆里，家乡的田埂上总飘着稻花香，清晨能听见鸟叫，傍晚能望见炊烟。可这份安稳，在1938年5月14日那天被打碎了——日军的铁蹄踏进合肥，江淮大地的天，一下子就暗了下来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二师在这儿开创了三块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并建立了定合县、寿合县、巢合县抗日民主政权。我父亲宣慎章早年间参加了革命，不幸的是，1944年，他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落入敌人手中。我至今都不敢想象他在狱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酷刑，只记得母亲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后，身子抖得像风中的草，嘴里反复念着“你爹是好样的”。后来，母亲带着我也参加了革命。那年我刚满10岁，个头还没步枪高，是个不起眼的“小萝卜头”。

部队里的领导瞧我还算机灵，就把我分到新四军七师当侦察员。没过几天，班长夏彬就找我谈话，说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我——和战友们一起去晓星集摸清敌人的底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晓星集的乡公所驻着两个中队的伪军，大概有七八十人，四周挖着深壕沟，炮楼一个挨着一个，街上东西两头还设了闸门，乡丁们守得严严实实。日伪队长兼乡长林旭初是个坏透了的家伙，仗着据点结实、离合肥近，作威作福。时任肥南区委书记杨吉平和区长蒋亚文早就盯上了这个据点，说“这颗钉子必须拔掉”。可要拔钉子，就得先找到敌人的软肋。我们的任务，就是找到敌人的软肋在哪儿。

执行任务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跟着三个战友化装成赶集的农民，低着头往晓星集方向走。我穿了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袄，里面藏着班长塞给我的短枪——那铁家伙沉得很，紧紧贴着我的心口，我每走一步就忍不住用手按一下，生怕露出半点破绽。

到晓星集有四十多里路，我们要蹚过店埠河的冷水，还要绕着南淝河的堤岸走。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，沿途还有好几个日伪军的检查站。

在第一个检查站，伪军端着枪，把战友们拦下来，在他们的衣服口袋里里外外翻来翻去。我站在一边，故意低着头，身子抖得像筛糠，装作吓得不敢说话的样子。那些伪军瞥了我一眼，撇撇嘴没搭理——他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“只查大人，不查小孩”。就凭着这“小”的优势，我揣着枪，跟着战友们顺顺利利过了所有检查站。

下午时分，我们终于到了晓星集。街上真热闹，卖菜的、卖布的、卖糖人的，挤得满满当当。可我没心思看这些，眼睛盯着乡公所的方向，心里记着炮楼的位置、闸门的守卫人数，还有伪军的活动规律。我看见不少伪军没在岗上，有的钻进了赌场，有的凑在烟摊前抽大烟，眯着眼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，防备心松得很。

战友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跟着他绕到乡公所后面，悄悄观察炮楼里的哨兵，记录他们换岗的时间。我们把敌人的人数、岗哨位置、日常作息摸得明明白白，才悄悄退了出来。

后来我们又去晓星集侦察了好几次，把每一条小巷、每一处能藏身的地方都查清楚了。这些记在脑子里的情报，到了杨吉平书记那里，很快就变成了详实的战斗方案——连撤退时走哪条路、哪个渡口，都提前做了准备。不久后，方案送到时任巢北支队副司令员宣济民和政委程明远的手里，他们一看就拍了板：“就这么干！”

1944年农历二月的一天，天气特别好，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战士们在肥东竹园丁村集结，杨吉平书记作战前动员，把我们分成了五个战斗组，每组六七个人：一组抢炮楼，二组打乡公所，三组在街上巡查，四组守闸门，还有一组机动支援。

我们还是化装成赶集的人，从上午就往晓星集赶。有的战友扮成贩布的，背着大布包；有的装作卖米的，挑着沉甸甸的米筐；还有的挑着货郎担、扛着柴火，混在赶集的人群里，一点都不显眼。下午四点左右，我们陆续进了集，伪军的岗哨扫了我们几眼，见都是“老百姓”，没多盘问。那会儿街上还没散集，不少伪军又跑去赌场赌钱，烟摊前也围了一圈人，没人注意到我们这些“赶集人”的异样。

夕阳慢慢沉下去，街上的人渐渐少了。突然，杨吉平书记在街上大声喊：“天不早了，我们下集吧！”

这是信号！我躲在一个布摊后面，看见第一组的战士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炮楼。炮楼里的哨兵刚反应过来，就被战士们按倒在地，他们不得不缴械投降。紧接着，第二组的战士们直扑乡公所，一脚踹开门，里面正在吃饭、抽烟的伪军吓得魂飞魄散，有的连枪都没来得及拿，就跪地求饶。

没一会儿，战斗就结束了——前后才三十多分钟，我们消灭了七十多个伪军，缴获了一大堆武器弹药，只有一个战友受了伤。后来，皖中区党委的《大江报》报道了这场战斗，晓星集的故事传遍了江淮大地。老百姓听说了，都高兴得敲锣打鼓，说新四军厉害，说我们这些小战士也能立大功。

这场战斗后，新四军七师和二师的交通线通了，合肥地区的抗战局势也慢慢好转。再后来，我跟着部队南征北战，打了不少仗，可始终忘不了10岁那年，把枪藏在棉袄里去侦察的日子。那些日子，苦是真的苦，可也真的光荣——因为我们用自己的力气，把鬼子和伪军赶跑了，把光明带回了江淮大地。

现在我老了，住在阜南路的省直机关宿舍里，有时候还会穿上当年的戎装，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。我总跟他们说：“当年我们打仗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安安稳稳上学，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得好好学本事，把国家建设得更强，别让那些牺牲的人失望。”每次讲完，孩子们都会围着我敬礼。看着他们，我就想起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友们——要是他们能看见现在的中国，该多高兴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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